我现在特别向往平静和简单，希望世界上所有的戏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都不要发生在我家里。我只在电影上反映人间的悲观离合就行了。

第一段婚姻：浪漫中开始，无奈中结束

1979年，我在上海外语学院读二年级，因拍摄电影《小花》，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影后"。大学毕业后，我去美国学习电影制作。为了赚学费，业余时间在好莱坞拍电影，认识了前夫柳青。他当时是好莱坞的身段教练。

我刚美国时，初恋不顺利，读书又苦，人很悲观。柳青一直用乐观的态度感染我，鼓励我去闯荡。他在生活上格外关心我，也很讲义气，身上常分文皆无，就有一把吉他，却天天给我唱歌。我俩常到海边散步，有钱就买只螃蟹，没钱就饿着。那时，我们的爱情非常单纯、浪漫。

柳青不仅照顾我的生活，还充当我的经纪人。与他结婚后，我不仅拍了几部国际大片，还因为《末代皇帝》荣获九项奥斯卡大奖，享誉国际影坛。记得《末代皇帝》在法国首映时，前国家主席李先念出席了首映式，他那时已经是老态龙钟，被人扶着进来，当时蓬皮杜夫人还有一些皇室成员都在，介绍他们时李先念只是点点头，到我这里，他高兴地喊小花，这让我特别感动。17岁我演小花大家就记住了我，而让我能重拾这种记忆和荣光的不能不说是《末代皇帝》一片，因此我对前夫柳青充满了感激。

但结婚后，他的那种狭隘的爱，让我受不了。他把家里的电话线全部拔掉，不许我和其他男性说话，最后，连看男人一眼都不行。我很绝望，知道缘份已尽。分手时，我俩都哭了，谁都不要财产。他把衣服往车上一扔，从洛杉矶开车去了旧金山。可以说，是柳青改变了我的命运，但我们在生活背景、思维方式等方面都不对路。

和柳青分手后，我过起了寂寞的单身生活。我把房子收拾得整齐、漂亮，自己给自己买玫瑰。有空就坐在阳台上，放一盘大提琴曲，泡杯茶，写写东西看看书。那是一段值得骄傲的日子。

第二段婚姻：相遇在除夕，相伴在长久

三年后的1991年除夕，我认识了彼德，几个月后，他成为我的丈夫。彼德原籍广东，现在是美国有名的心脏科医生。他的血液中，天生就有种高贵、阳光和正直的东西，不仅稳重，也很有幽默感。我是演员，职业会给我带来一些麻烦，比如有人看我拍了激情戏，专门去“折腾”他：“喂，你老婆演那裸戏，够棒的。”彼德故意回敬他：“你还没看她在家里呢，比那可棒多了。”他知道维护我的利益，把夫妻“同甘苦、共命运”做到顶级。在生活中，他不仅是我的玩伴、兄长、父亲，更是我的儿子、情人。

在美国拍《天与地》时，世界各大媒体均认为我将获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可我落选了。揭晓那天，我痛苦极了，偏巧，税务局又要查核账目，我心情压抑到极点。彼德搂着我安慰说：“他们无非是想跟你多要钱，给他们就是了。走，游泳去。”我说你不去给病人做手术了?他说：“我老婆的心病比什么都重要。”刚说完，医院就来电话让他做手术去，他临走时恋恋不舍：“宝贝，你在我心中是最棒的。”他永远把我放在生活中的第一位。

当然，和彼德的婚姻维系12年不变，还应感谢我的两个女儿，是她们教会我母爱和责任感。在做母亲之前，我不是一个特别有母性的人，不像有些人看见孩子就想去逗逗他们，而且从医学角度来看，我生孩子还有一些特别的困难，当时我还想过领养，但后来为了拥有这种经历，就生了大女儿。我的大女儿叫婷婷，今年6岁，小的刚会说话。在“伺候”她们的6年中，我的母性和能力慢慢被激发出来。女儿们特别依赖我，每天看我离家工作，都会可怜巴巴地说:“妈妈，你还回来吗?”这让我感到存在的重要。现在，我离开女儿一段时间，就像生了场大病。回家就拼命弥补，整天陪她们玩。我37岁才生孩子，正因为“晚年得女”，对孩子爱恋过头。一次，晚上10点拍片结束，我急着开车往家赶，同事都问：“家中被盗了吗?”我说，我要在女儿睡觉前，陪她他们说会儿话，大家哄笑。过去，为了电影我会失眠。有孩子后，为她们操心，我失眠得更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