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外性行为通常是与婚外情相伴产生的。婚外性行为一向被认为是比较严重的越轨行为，然而中国古代各朝对于婚外性行为的看法大相径庭，如唐代并不视婚外恋为越轨，相反更多的人将婚外恋看作一种风尚。 而自宋明之后，婚外性行为就被视为异端行为并加以禁止了。人们开始将婚外性行为称为“通奸”，并且对此类“犯科”的男女施以重刑。然而近20年来，“婚外性行为”又成为触动中国人敏感神经的词语，并且被一些人贴上了“人性”、“自由”、“权利”等漂亮标签。

对于婚外恋或婚外性行为的原因，各方学者的观点不一，笔者倾向于认为婚外性行为是以下几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人内心负罪感的缺失

美国学者马尔库塞认为，文明的进步与负罪感的增强有关，他提出“文明进步所付出的代价就是由负罪感的增强而导致的幸福的丧失”。然而，这一理论在中国似乎不那么成立了，很多中国人对于自己的行为基本不会产生负罪感。这是因为中西文化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宗教信仰。在西方人看来，上帝给予世界光明，并且监督着世间的一切，芸芸众生都是在上帝的眼皮底下生活。但很多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也井井有条地生活在一起，没有随心所欲，靠的是什么呢?靠一种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纯粹世俗的、不成文的社会行为规范。这些社会规范有些演变成法律，有些没有，但是这些规范都被人们从内心中服从着。而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长久以来儒家学说一直占统治地位，“礼治”是制约中国人言行的主要规范。

由此可见，西方人重视内心约束，而中国人重视外部约束。在西方人行为中有宗教信仰及负罪感来约束的部分，中国却更多地由社会交往的规范来约束。因此，在婚外恋方面中国人感到的压力更多地来自外部———家庭关系的压力、社会舆论的压力、行政处分的压力等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西方人婚外恋就会少，而中国人虽然较少受到内心的折磨，却慑于社会行为规范的压力而不敢轻举妄动，对于中国人来说，社会惩罚是制约其婚外性行为的关键因素。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规范的弱化

社会学家认为，历史上的非道德主义往往出现在社会结构大动荡的时代。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尚未完整地确立其自身形态。一元化价值模式瓦解，社会结构处于高度的分化与整合过程中，社会结构中缺乏传统主体文化价值的有力支撑，必然会导致人的行为无序与道德滑坡。

传统人际关系的破裂，必然带来社会结构的“脆化”和社会规范的“弱化”。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封闭的流动性非常差的小农社会，一个人一旦做出诸如婚外性行为的越轨之举，那么他所生活的村庄或社区里的人都会知道，通常情况下他会受到当地族规或村规的严惩。即使能躲过惩罚，也必将导致他社会地位的下降，而且他也会丧失很多发展的机会。而在转型期，人口的流动性增大，许多人远离了自己世代居住的家乡而在其他地方定居下来，这样，原来制约他们的族规、村规等社会规范就不能起到作用，越轨行为也必然会增加。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以后，“个人与单位关系由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转为劳动合同关系”，过去能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人事档案制度正在逐渐失去其强大的社会控制作用，所以转型期社会惩罚是大大降低了。

有学者发现：社区规模对婚外性行为有强烈的正相关关系。在小型社区中，人们互相之间即使关系不密切，也会比较熟悉，一个人的言行举止都可以被他人所了解到。一个人如果存在婚外性行为等越轨行为，那么即使他受不到社会规范的惩罚，也会受到社区舆论的压力。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社区的规模也远远地大于从前。原先的老街坊、老邻居早已各奔东西，特别是在北京这样的都市里，邻居之间连姓名都不知道，就更不要说知道对方婚姻的情况了。在商品房小区中的人们，其对社区的归属感远远低于从前，因而社区对人们行为的控制力也大大减弱。

许多人将婚外性行为当作是显示个人社会地位的途径

“炫耀性消费”最早是凡伯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出的，他认为在炫耀性的消费体系中，商品不仅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且具有符号价值。其符号价值主要表现在商品本身的社会象征性，这使得商品成为某种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生活品位和社会认同的符号。实际上，商品的社会象征性是社会化的人赋予商品的特定的社会意义，使购买、拥有该商品的消费者能够显示自身的某些社会特性，如身份、地位、财富、尊严等，从而获得心理上的满足。